陈中凡诗词 当代有哪些国学大师

陈中凡诗词 当代有哪些国学大师

9位当代国学大师：

1、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2、南怀瑾

南怀瑾（1918年3月18日—2012年9月29日），出生于中国浙江温州，中国当代诗文学家、佛学家、教育家、中国古代文化传播者、学者、诗人、武术家、中国文化国学大师。南怀瑾生前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精通儒、释、道等多种典籍，全身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其出版代表作诸多，比如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易经杂说》等共计三十多册，且被人们翻译成八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3、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4、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5、陈寅恪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6、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7、钱钟书

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8、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男，汉族，生于广东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祖籍梅县铜琶村，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他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以及近东文科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

9、李敖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男，字敖之 ，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思想家，自由主义大师，国学大师，中国近代史学者，时事批评家，台湾作家，历史学家，诗人；台湾省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立法委员”，2008年任满，宣布退出台湾省政坛。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

扩展资料：

南怀瑾大师，幼承庭训，天资聪颖，精研国学，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对儒、道、佛均有造诣，十九岁以前广泛涉猎并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武术等诸门学问，许多拥趸家里甚至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南怀瑾的一大套书籍，足以说明“一代宗师”的头衔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

南怀瑾-百度百科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1、梁启超（1873～1929年）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国学大家。“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早年师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与黄遵宪合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梁启超被公认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不仅像“中华民族”这样的称谓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他的笔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不乏真知灼见。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中，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共109卷，1000万字。

梁启超虽然经历曲折，思想行为一生变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势的变化，依据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自省，不断地认错、改错，并自称“流质”之人。他那严于律己，近于残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中华学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从学术建树与人格、人品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梁启超堪称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学大师”。

2、章太炎（1869～1936年）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

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要讲授国学即中国学术文化，先后出版《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国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他堪称首推“国学”之第一人，其国学著作主要有《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

3、马一浮（1883.4.2－1967.6.2）

马一浮，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建国后，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马一浮是中国现代国学大师，也是一位隐士，他一生致力于读书、教学，几乎没有参与其他社会工作。他 受聘于大学时，条件是不以教学纲要所定的正式课程为限，而自由宣讲；他创办复兴书院，所实行的是孔子设坛与学生漫谈式的教学法。

他虽然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名声却远扬四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均曾宴请他，并与之深谈；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4、陈寅恪（1890～1969年）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说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诗人陈三立，因而被誉为“公子之公子”。

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是唯一同时兼任跨越两个学科即中文和历史（一说兼任中文、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誉为“教授之教授”。

其著述范围至少涉及“国学”之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诸多领域，至于其学术建树，陈寅恪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5、钱穆（1895～1990）

钱穆，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9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8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在钱穆一生的著作中，“国学”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如《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宋明理学概述》、《阳明学述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单从这些书目来看，国学的主导地位一目了然，称之为“国学大师”，名副其实。

6、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7、季羡林（1911~2009）

季羡林，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8、梅贻琦（1889～1962）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为清华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9、辜鸿铭（1857－1928）

辜汤生，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10、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学大师

当代中国有哪些国学大师？

1、熊十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1949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文革期间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2、冯友兰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

3、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4、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

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5、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季羡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辜鸿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漱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冯友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熊十力

徐晋如是谁

徐晋如的故事也让我吃惊不小。他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他爱好古诗词和戏曲，觉得只有到北大去才能使这些爱好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就要求转学到北大。清华竟然同意他转出，北大竟然同意他转入。双方都表现了对于学生意愿的尊重和对于学生才华的爱护。我听了这两个故事，惊讶地说，北大毕竟是北大，虽然他走了几十年下坡路，可因为他拥有一批优秀的教授和学者，终于还是保持着一种别的大学所没有的气度和胸怀。我笑着对朋友说，因为这样两个故事，我愿意说北大的好话了。

从此徐晋如在我心目中成了传奇而又幸运的人。我对于古诗词没有多少修养，对现代人写的古体诗更觉别扭。这位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坐在秀丽的未名湖边，是怎样生发起诗词戏曲的审美冲动和创作欲的，我老觉得这很神秘。听说他常常穿着古人的长衫，出入于北大各种场合。我想，北大校园会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文化感也更加有生气。在塞万提斯和蔡元培的雕像旁，站着一位穿长衫吟古诗的学子，无论是西方文豪还是东方圣哲，都会欣然微笑的。

后来读到了徐晋如自印的诗 集，觉得特别亲切。以前柳亚子用古体诗表达现代革命思想，在我读来老觉得有点隔膜。当徐晋如用同样的方式表达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理念时，我却觉得很能够心领神会，有时甚至因为他表达的新颖奇异而禁不住拍手称快。

我很遗憾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在北大校园邂逅徐晋如，让我慧眼识英雄，一眼把他从人群中勾出来。前不久，当他跟朋友们一起出现在我门口时，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从宋代走过来的人，幷且相信无论在那里初次见他都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自信地喊出他的名字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徐晋如是宋代人而不是别的什么朝代人，就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西安人是秦代人而不是唐代人那样。

也许每一种文体都是跟一种特定的为人风范联系在一起的。用古代格律诗表达心声的徐晋如，也像古代文人学士一样有点名士风度。比如好喝酒，好谈女性，好讲幽默段子幷为段子的幽默而洋洋得意。更重要的是，他常常像古代名士一样愤世嫉俗，耿直潇洒。他以一个穿长衫的老暮迂腐形象，表现出在现代中国人身上极其少见的刚直方正、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和见情见性、灵气饱满的生命力量，这是他最让我惊讶也最让我尊敬的地方。

可是，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跟古代相比有了很大改变。像徐晋如这样富有才华和灵气而又刚直方正的人，卽使在北大这样的校园里，也难于被完整地理解和接受。到了社会上，他一定会遇到更多难处的。现代人与古诗词的隔膜，决不只是文学体式的隔膜，更主要的乃是对见情见性的为人风范和把酒临风、魂游九霄的生命状态的隔膜。徐晋如承载着这样的文化精神在如此喧嚣庸俗、卑陋鄙贱的时代昂首阔步，肯定是极富挑战性的。一个没有良知的时代幷不是没有诞生过良知，而是所有刚刚诞生的良知萌芽都被害怕良知的势力剿灭掉了。同样，一个缺乏呼吸宇宙、吞吐河山的伟大气魄和把酒临风、吟咏歌哭的自由精神的时代，幷不是没有诞生过承载这些精神的生命个体，而是所有那些具有杰出禀赋的生命个体都遇到恶劣环境的挤压摧残，都不幸在萧瑟的寒风中萎谢雕零。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和这样强大的挤压下，徐晋如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坚持自己和展现自己，这是很值得他的每一位朋友关注的。

忽然想起来，我读陈寅恪先生的照片，就老觉得他是宋代遗民。也许徐晋如的瓜子脸型和瘦薄身材使我不经意地想起了陈寅恪的形象，才毫无道理地认为他应该生活在遥远的、也远不美好的宋代。

一九九九年十月于北京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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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九天——序徐晋如《胡马集》

余杰

他，一袭长衫，怱怱行走在空气日渐混浊的燕园。

他，一支秃笔，和着眼泪写着这个时代最后的传奇。

他让我想起庄子，想起史迁，想起嵇康，想起稼轩，想起雪芹，想起曼殊，想起达夫……他不属于我们，他又倔强地存在于我们之中。

认识徐晋如之前，我先就读过他的诗集。以前，我有一个固执的偏见，我认为当代人再写旧体诗是完全不可能的，旧体诗已经彻底死亡，旧体诗只能被我们所遥想、所追忆、所流传。丧失了基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力的我们这代人，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低劣粗俗的语言与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对旧体诗仅能“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阅读徐晋如的诗并认识徐晋如之后，我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人，要使我的观点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有强大的外因起作用。徐晋如的诗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读徐晋如的诗，我最为赞赏的有两点：一是深情，一是深思。所谓“深情”，是对天地万物包括自身在内，充满了一种佛的悲悯。今日之中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人心坚硬如铁石，而且以坚硬程度作为人的能力髙下的唯一标志。徐晋如的悲悯之于这个世界，有如绿洲之于沙漠。“进冰十斗心未寒，人间一窥今何夕。”（《梦苏曼殊 》）“腰身初未比黄鹤，情味何尝属老僧。”（《九日四首》之一）“失意人生休问酒，卖花声里过重阳。”（《程砚秋先生有“人寿比花多几日，输它还有卖花声”之语凄怀感怆秋士之辞至今动人 》）这样的诗句，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心写成的。这样的情感，不是人人都具有的，而是天才才具有的敏感。晋如少年丧母，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他将这种创伤从个我的世界里生发出来，而诞生了对一切生命体的拳拳关爱。没有这种关爱的人，不是眞正意义上的诗人。本世纪以来，家国剧变连连，人们在时代的漩涡里挣扎都来不及，哪里有功夫去怜悯他人的灾难、哪里有精力去提纯自己的情感？本世纪的中国，最不适合诗人的生存。本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产生过优秀的诗篇。

徐晋如的深情让我看到了某种希望，这种深情是这个时代仅存的一丁点尊严、骄傲、同情和爱的保留地。“纵是秋波媚如昔，也应情恨忆飞花。”（ 《前夕》其二）“才郎情苦怨红冰，腻玉香余和泪馨。”（《春题拟郁达夫体》其二）这些诗句里的深情，不亚于小山和宝玉。我读着这样的句子的时候，不由地感受到了自己多年以前初恋的创伤，这一创伤其实早已被我埋藏在心灵深处，原以为再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了，谁知晋如的诗又勾起了我撕心裂肺的疼痛。徐晋如的创作正处于黄金时代，上天赋予他卓然不群的才华，如果能够避免外界的摧残，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罕见的天赋，他的如岩浆般汹涌而出的旧体诗创作将是我们时代文学的一个奇迹，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深情的最后记录。

所谓“深思”，我把徐晋如看作“能思考的诗人”。诗人有两种，一种是不能思考的诗人，一种是能思考的诗人。李白的诗无疑是第一流的，但李白是一个不能思考的诗人。能思考的诗人，一般生于天地玄黄之际，他们如同处在一座巨大的浮岛上，焦灼与恐惧、愤怒与无柰，使这些残缺的心灵反观自身、反观世界。晚清的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我认为，说徐晋如是我们时代的龚自珍是毫不夸张的。他一以贯之的是自由和人道的立场，虽然用旧体诗这一“旧瓶”，但装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晶这一“新酒”。他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呼吸着欧风美雨的精髓，在这一宏大的人文背景下写出来的诗句，现在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可以说“前无古人”。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是惊人的，许多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与他相比都会相形见绌；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批判又是异常激烈和深刻的，爱之深才会恨之切，这种感情是虚伪的国粹派们无法理解的。他有一双看透一切假面的火眼金睛，任何自以为髙明的伪装都瞒不过他。“立雪何期闻大道，争能白首为功名。”（ 《夜谒程师归而有作》）他将自古以来博学鸿词的学者们治学的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从来就没有对纯粹学问的追求，儒生们求学的目标还是“功名”二字。“梼杌春秋皆可灭，说王导霸并封侯。求仁愿荐满腔血，变法全凭未斫头。”（ 《丁丑戊寅间感事》）他继承了鲁迅的思路，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相斫史而已，对于百姓来说，除了血泪没有其它。徐晋如对中国历史的体认，已然超越了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的历史学家们。

徐晋如不仅思考历史，更思考现实。是否对当下的生存困境作出独到的剖析并发出勇锐的声音，可以看作知识分子人格的标尺。用这样一把标尺来衡量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是合格的。徐晋如最可贵的地方恰恰在这里，他的诗如匕首，如投枪，直接针对现实，针针见血。同时，他的诗又不滞于现实，批判的锋芒划破时空，如击败絮，如破坚冰。那些腐败的病菌，那些垂死的老朽，那些肮脏的虫豸，那些专制的魔王，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那些与黑暗共谋的黑衣巫师，面对徐晋如的诗句时，全都退避三舍，心惊胆战。“名马美人关自己，好官肥缺利儿孙。从今休作糊涂事，放大喉咙颂圣恩。”（ 《自謿并謿与我相类者》之一）“同学轻肥心怎甘，曲肱饮水不能堪。林泉早塞终南径，城市新多小瘪三。”（ 《自謿并謿与我相类者》之二）“共和专制总成尘，士贾工农又日新。此际髙官皆大款，当时博学尽蛇神。”（《戏为 》）“下岗哀矜声已消，新年气象庆箫韶。亢龙有悔谤华表，桃李无言奉圣尧。”（ 《元旦献辞》）“剧怜思想误苍生，民主人权说未能。漫道兴亡天作孽，从来政治鬼吹灯。”（ 《剧怜》）这些诗句，堪称诗体杂文，而精炼有加。徐晋如对古典诗歌的格律音韵烂熟于胸，方今天下，罕有人能及之。他重形式，更重内容和思想。他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在唬人的眞理中发现了荒谬，在升平的歌舞中发现累累的白骨。他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和极权作为批判的靶心，他是一尊怒目的金刚。当年，生活在乾隆“盛世”的黄仲则，却看到了一副“江山惨淡”的景象，徐晋如亦如是也。

徐晋如是一个坚强的少年，他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悲剧性命运，并且以十分的勇气去承担它。“畸人不独艰于世，白发从来种在愁。”（ 《清华逢李孔铸》）在一个以扼杀天才为己任的时代，天才虎落平阳被犬欺，龙陷浅滩遭虾戏。晋如以白眼对人，人亦以白眼对他。如果他向夏瑜学习，人们会自觉地蘸着他的鲜血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华老栓和华小栓吃人血馒头是出于愚昧，而今天晋如的同代人和长辈这样做是出于过度的聪明。因此，徐晋如一滴血也不给他们吃。晋如的诗中，隐藏着中国诗歌里缺乏的悲剧精神，正是这种悲剧精神，使他的诗洋溢着充沛的生命活力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像晋如这样的年纪，“当代青年”们或考脱考鸡，或竞选学生会的准官僚，而晋如抽身而去，以诗言志，他的诗让恪守温柔敦厚之旨的先生们大跌眼镜，而让像我这样寥寥无几的朋友拍案叫绝。他以青春的纯眞和激情来对抗老大帝国，“少年才儁寻常见，衰朽肮脏不必讹。”（ 《送啸云楼主归皖》）与手握权杖的老朽们相比，我们所拥有的优势是时间。

与徐晋如相识不到一年，但是伯牙和子期的友情是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我很少把别人当作朋友来看待，而晋如却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之一，这种精神和意气的相通是很难得的。晋如有多首诗赠我，惭愧的是我没有作旧体诗的本领，无法与他唱和。他的赠诗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绝俗求知道欲眞，自甘牛鬼与蛇神。今宵米酿图存古，明日窗花定笑人。白云未隐山中客，黑马须扬漠外尘。谁向文坛怜赤子，情如转石太艰辛。”这旣是晋如对我的鼓励与期许，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我们都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们都是一辈子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我想起陈独秀出狱之后，他的学生和朋友陈中凡写诗赠他：“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髙翔不可驯。”陈独秀则有和诗一首：“暮色薄大地，顦顇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在一个苍蝇蚊子横行的世界上，有谁敢以龙自比？独秀先生已经逝去，而追随者在哪里？徐晋如的好友陆杰在赠答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居京随彩笔，入洛带龙腥。只为斯文警，晴空发怒霆。”我很喜欢“入洛带龙腥”五个字，这五个字勾画出了晋如的神韵。我和徐晋如都极其喜爱古龙。古龙也是一条龙。古龙的巨着陆小凤有一章的题目叫“凤舞九天”，此四字神采飞扬，惊心动魄。我把它改成“龙飞九天”转赠给晋如，祝愿他抟扶摇直上九万里云霄。

一九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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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神去做酒神

——跋徐晋如《胡马集》第四辑

陈朴

转眼《胡马集》又将付梓了，晋如的创作力依旧那么旺盛。不知是天与之才过于流溢，还是郁闷、激愤淤塞太甚，他总在不停的、不倦的创作着髙质量的诗篇。

白天的晋如常常拥被而眠，似乎在躱避这个嘈杂的世界；虫声渐起的深夜，他便又化作诗之精灵，潜伏在狭小的空间，开始另一种生命的体验。看着透出帘帐的微光，总怕那是他的生命在燃烧；有时又觉得他是在织茧，一边吮吸天地间残存的灵气，一边抗拒着人世上浓重的悲哀，等待一朝羽化的瞬间。醒来晋如的诗稿已散落在床头了，拾起这些微光孕育出的物质，我总感到不堪其重。

晋如本应是个极纯粹的诗人，徜徉于皮黄、胡琴中，优游美人、剑酒旁。他不是长于理性思考的人，狂飙式的激情、风云般的想象才是晋如的本性。可他忘不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更不容腐蚀着中华民族的积病。望着溃烂伤口中蠕动的蛆虫，他迫不得已选择了思考。思考是艰难的。尤其在一个没有标凖，没有信仰的社会，思考已近于绝望。人们无从思考，也无人愿意再倾听思考。晋如同时选择了两様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东西——渺如山河的旧体诗和已然退化了的思考。

日神去做酒神，他必将承担双倍的痛苦，一半来自旧日割舍不开的绚烂迷梦，一半来自将要昂然应对的惨淡人生。自然这时他从中所获得的悲剧的壮丽和快慰也将是双倍的。日神与酒神俱不见容于当世，何况日神出身的酒神。每当晋如沈湎于程砚秋先生低徊婉转的调子中时，我才感到那是眞正的徐晋如。

晋如走路很快，常令人跟不上。他身着长襂疾行于今日的燕园，如同披带铠甲策马在古老西班牙歧途上的堂吉诃德，总引得道旁行人发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遐想。晋如是甘于寂寞的，可他不能容忍孤独。他坚信“知我者”的存在。尽管一年来遇到不少挫折，经济上、情感上、学习上都有些不顺，他依然执拗的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人们、与社会沟通着。如此便有了一卷又一卷的《胡马集》。

徐晋如骨态清瘦，肤色白皙，“骨带龙腥瘦出棱”（《夜读余杰兄思人向晓不眠》其三）绝似其貌。但他并不同于当年徐志摩先生的模様。一个瘦得突兀，一个瘦得飘逸；一个白得冷毅，一个白得优柔；一个是迷魂的楚厉，一个是秋坟的怨鬼；一个是慷慨闘士；一个是温婉文人。“一为文士则不足观。”这话似乎有些太重。不过几千年来，雪月风花吞噬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确实是太多了。一个个充满智慧、才情的灵魂，只能为统治者做席前的小丑，接受着娼妓般的侮辱。晋如不是那様的文士，他不会用人的尊严去换士的地位。从他的诗中可知，他也不单单是文人，更是中国新一代启蒙者的代表。《胡马集》第四辑中他的立场越发坚定了，精致妩媚的句子少了，锋芒毕露的篇章多了。出于个人的偏好，我很怀念以前的徐晋如，欣赏他那些幽婉的小令，好像王利剑一直保持的那种创作姿态。面对切实的生存，谁都得承认他的成熟，他也不得不成熟起来。我想一定是我们错了吧，可我还是希望自己没有错。也许我们都没错，难道会是整个社会错了？拥有话语权利是不会犯错误的，终究我们中有人会像山涛，要么就得做嵇康。

“古今至文，未尝不发于童心者也。”晋如并不失为赤子。坦荡之心跃然纸上，至诚之意溢于言外。不时现出孩子式的狡黠，好用险韵，喜塡冷僻词牌，都是他可爱的地方。晋如自谦词不及诗，绝句不及律诗，五律不及七律。平心而论晋如确是以七律最为精纯，尤以七律组诗为佳。七律中韵律的掌握，音节的调配，句法的变换实属上乘。七律组诗《秋兴八首》赢得碰头采理所当然，七律《连朝风雨如晦总难成睡压轴》亦无所忧。在过去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收获算是颇丰，也该欣慰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

胡小石的作品一览

胡小石早年在两江师范求学时，即以诗文名噪一时。较他低几级的陈中凡进校后，曾听不轻于许人的周实丹屡屡称道胡小石的才华。一次，陈中凡与周实丹同登清凉山，在扫叶楼品茶，看到墙上有署名“光炜”的诗句云：“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不由击节赞叹，周实丹乃告之说：“光炜就是小石的本名。” 1920年，陈中凡到杭州途经上海，拜访师友，在李瑞清寓所与胡小石相识。初次把晤，相见恨晚，胡小石出示所作诗歌，陈中凡对其《与友人江头小饮》一首尤为欣赏，诗云：“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篾舫，满天风雨听琵琶。”吟诵再三，陈中凡不由“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几及”。

胡小石曾经其师李瑞清先生介绍，与胡翔冬一起师拜陈散原(三立)先生门下，从受诗学。散原先生是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他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生平所作，七绝居多，旨趣神妙，风调隽美。散原先生曾赞其“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胡小石女弟子、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遹在其所撰《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中云：“先生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主编的《近代诗钞》收录胡小石诗作80余首。

胡小石一生所写诗词甚多，晚年曾厘为六卷：分别为《磐石集》、《峡林》、《无同沙词》、《蜩楼草》(以上为1949年前所写古今体诗)、《东风堂集》(解放以后古今体诗)、《夏庐长短句》(毕生所填小令词)。其中三、四卷有亲笔定稿，第六卷有曾宪洛钞本，余皆未定。1962年胡小石先生去世后，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胡令德回大陆治丧，欲将其父手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当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郭影秋力主在内地先行出版。胡小石次子杨白华(出继舅家，改姓杨氏)广为收罗，编为诗词全集，寄中华书局。因当时内地出版社尚无印行现代人旧体诗词先例，故中华书局退稿南大胡小石遗著整理委员会。未几，“文革”风暴骤起，此稿亦遭掠，“文苑瑰宝”，就此失踪，殊为可惜!

1986年，南大中文系资料室中突然发现胡小石遗物一大捆，大部分为其论著底稿及油印授课讲义及参考资料，尚有1913年初至1914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所作杂钞诗函稿。胡小石的弟子吴白稥教授以此为主，多方搜集增补，汇印《愿夏庐诗词钞》，收入诗251首、词19阕，“约存全貌之半。”

胡小石才思过人，诗文“立马可待”。1950年夏，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将军来宁，在玄武湖翠虹厅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之后，陈毅请胡小石先生赋诗留念，先生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 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

诗中寄望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将军，挟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气势，一举完成跨海作战、解放台湾之千秋功业。

书目：

胡小石重师传少著述，思想学术，多散见弟子之作。

《甲骨文例》（1924）

《远游疏证》（1926）

《说文古文考》（1927）

《金文释例》（1928）

《古文变迁论》（1933）

《齐楚古金表》（1934）

《声统表》（1937）

《江津县方言志》

《说文部首疏证》

《楚辞辨名》

《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

《金石蕃锦集》

《屈原赋考讲义》

《中国文学史》

《愿夏庐诗钞》（吴白陶）

中国近代大师有谁？

冯友兰、王少农、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 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南怀瑾、叶曼、查良镛、钱钟书、梁漱溟、柯若伟、刘俊环等等。

五四时和庐隐并称四公子之一的陈定秀的详细资料

　　程俊英(1901～1993)

　　程俊英，福建福州人。在北京求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后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民国33年(1944年)任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任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员、顾问等职。1961年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被迫退休。

　　1978年后，程俊英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不顾年老体弱，认真编写、注释《论语》、《诗经》等著作，在古籍研究工作上作出显著成绩。在科研、教学实践中，她积极指导青年教师，曾指导两届研究生。1979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2年被评为华东师大先进工作者。83岁高龄时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85年6月28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86年11月退休后被本校返聘，继续工作。

　　所著有《中国大教育家》、《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注析》、《论语集释》以及单篇论文近百篇。

　　罗四鸰：程俊英：“公子”风范今犹存

　　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五四“四公子”，受到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学者的赏识，多次被郑振铎喻为“一朵水仙花”；

　　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70余年，在古典文学、文献学以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学问与品格的馨香浸润熏陶了一代代弟子。

　　她，便是中国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先生。

　　在她离开人世12年后，她的精神和风范依旧感动着每一个熟知她的人。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程俊英生平学术研讨会暨《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在沪举行，徐中玉、钱谷融、郭豫适、齐森华、张素音、朱杰人、严佐之、严文儒等数十位程俊英先生的亲人、生前好友、弟子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一起缅怀了程俊英先生的生平往事，以及学术特色与贡献。

　　“四公子”中的“一朵水仙花”

　　1917年夏，年仅17岁的程俊英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福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2年夏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这5年，也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期间，程俊英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李大钊、胡适、刘师培、周作人、黄侃、陈中凡、胡小石等的教诲，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跻身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想、新文学的洗礼。在李大钊执导的话剧《孔雀东南飞》中，程俊英饰刘兰芝，她“觉得自己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同时，在学术上，程俊英得到严格的训练，在古典文学尤其先秦文学、古典诗词写作等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受到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学者的赏识。

　　在这里，她还遇上与她并称为“四公子”的同学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兴趣相同，学术相讨，生活相共，着统一装束，参加各种组织，编辑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妇女解放独立自由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开中国女子干政游行之先例。当年她们的同学、作家苏梅（雪林）曾有“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摹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淮搏长风（庐隐）。横渠肃静伊川少（程俊英），晦庵从容阳明俏（王世瑛），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等诗句来形容“四公子”中定秀之美、庐隐之雄、世瑛之俏、俊英之少。1923年，庐隐以“四公子”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海滨故人》，小说中露莎、云青、玲玉、宗莹分别指庐隐自己、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先生。这段日子，是程俊英“一生中最开心又难过，很值得留恋的日子”。68年后，1990年的夏天，年逾90的程俊英回想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的遇人不善和英年早逝，不胜感慨，一人在华东师大一村寓所内创作《海滨故人》的续篇《落英缤纷》，历时6个月。如今，“四公子”的故事虽已成过去，而她们为妇女解放、自由、独立而追求的精神却一直流传，直到永远。

　　年轻时代的程俊英清新脱俗，积极争取自由与独立。1919年便与程俊英相识，后与她情同手足的文学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由衷地将其赞喻为“一朵水仙花”。

　　丽娃河畔的“严父慈母”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校园丽娃河畔，曾经有一道著名的风景：腿脚不便的程俊英先生坐在自行车后面，由学生推着，从寓所到华东师大古籍所或文史楼给学生上课。

　　时隔多年，这道风景还深深印刻在当年程俊英的弟子们的脑海中。然而，留在她的弟子们脑海中的又岂止这个？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程俊英从教70余年，真正实现了她的誓言：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对于学生，她要求有如严父，关怀胜过慈母。作为中国第一代女教授，程俊英博学多能，计其一生，曾开过十门以上的课程。每门课程，她都精心准备，材料巨细无遗，讲授深入浅出。她所指导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一流学者。在生活上，她对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关怀备至。尽管自己经济并不宽裕，还不断对家境贫寒者给予资助。在华东师大工作期间，她还曾与人一起发起行动：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所得的稿费全部用来接济经济困难的教师。

　　程俊英的弟子朱杰人回忆道，80年代中期，我的妻子患了癌症住院，生活一下陷入困境。恰恰这时候我的自行车失窃了，这对当时的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我每天往来于家、医院、学校之间，就是靠这辆自行车，而当时我根本没有钱再买一辆。一天，我的师兄蒋见元找到我，塞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程先生给你的一百元钱，让你去买一辆车。她怕自己给，你不肯接受，特意要我转交。”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强忍住眼泪……

　　在学术研究上，程俊英更是硕果累累。她长于古典文学研究，尤精于先秦文学，对《诗经》更是有独到的见解。四人帮粉碎后，她挥戈返日，先后完成《诗经译注》、《诗经漫话》、《诗经选译》等书数百万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此外，她还主编了《诗经赏析集》、《中国文学大辞典》先秦两汉部分，整理校点了《论语正义》、《诗毛氏传疏》等清儒经学注疏名著。

　　1993年2月20日，程俊英与世长辞，终年93岁。在她的灵堂上，她的门人所撰的一副挽联可用来表达人们对她的无限敬仰：年九旬不辍弦歌，人钦才学识德无双，咸望期颐，底抛立雪诸生，一旦长天沉宝婺；诗三百研成著述，家益齐鲁韩毛而五，群推祭酒，纵熄为霞晚照，千秋钜业耀名山。